关于香港，我没有太多的感情。
我常常说，我不喜欢香港。一点也不。
即便我怎么怎么喜欢渣华道街头不足十平方的茶餐厅里14块港币一碗的餐蛋公仔面；即便我如何如何喜欢旺角满记甜品里18块港币一份的栗子茸；即便我如何怎么喜欢宝琳地铁站对面购物中心里128块港币一份足足够三个人吃到撑死的晚间套餐。
我还是不喜欢香港。
据说女人要想掌握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就要先去抓住他的胃。
香港抓住了我的胃，但还是没抓住我的心。
问我为什么？
我只能耸肩笑笑，回答，我不知道。
就好象我从来都不喝鲜牛奶。
问我为什么？
我从来就回答，我不知道。

然而不喜欢香港，并不代表我就因此而厌恶它。
五年前我到过香港，从台北飞回大陆的中转站。仅仅停留了一天半。
凌晨两点走在兰桂坊人山人海的街道上，惊讶于这个地方的夜晚竟比白天还要吵闹。
中途还撞到了一位壮如铁塔的黑人男子，他礼貌地冲我眨眨眼睛，转手就从道别拿着托盘的服务生手里，取了杯香槟给我。
五年后我再度来到这个地方，还是一样的人山人海，还是一样的夜晚比白天更吵闹。
看一看时间，恰好仍是凌晨两点。
这回没有再撞见男子，而是有无数的欢乐面孔，高唱着圣诞歌曲，头上顶着驯鹿的鹿角，从我身边擦肩经过。
有四处请人试喝的女孩子，穿着毛茸茸的红色棉服，举着托盘向我笑盈盈地走来。
我叹了口气，一转身就没入了人群里。
我不厌恶香港，它令我从未有过片刻寂寞的感觉。
然而我仍旧不喜欢它。当我从一个台阶，蹦到另一个台阶上时，我摸着有些发麻的双脚，闷闷地想。

我时常觉得，要想融入一个城市，首先就先要去熟悉它的公交，或者地铁。
四个轮子的公交，和许多许多轮子的地铁，总会给我带来莫名的归属感。
原来我的归属感，竟然跟轮子的数量直接挂上了钩。
难怪我从小就喜欢擎天柱。他的轮子，总是要比大黄蜂多上好几个的。
香港的地铁很便利。便利到在这个城市里，你想去任何地方，都能非常方便的去。
有台北的朋友问我，香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是什么。
我很认真地回答他，第二便利的，是地铁。
那么第一便利的呢？他追根究底地问。
哆啦A梦的任意门。我想了想，格外认真地回答道。

叮叮车的两块钱车费，总便宜得让我在下车时，要忍不住冲司机微微一笑。
他（她）固然不晓得我笑的含义。
我却固执地要用这种方式，表达我对于这种便利程度与资费完全不成正比的，载满沧桑感的交通工具的谢意。
多少个惺忪的人，曾在傍晚路灯乍起时，被那一声声清脆的铃声，惊醒了未眠的瞌睡。
我伸了个懒腰，从二楼走到一楼，一猫腰，就从前门溜了出去，慢慢走向了SOGO。
泛黄的旧照片上没有我的影子。
我便倔强地认为那与我无关。

台北的SOGO，一到大减价时便很可能因为人流过于庞大，而随时可能有被挤破头的危险。
北京的SOGO，不要说减价的幅度还比不上胡同里小王包子店的买五送一，即便是顾客最多的时候，也永远也填不满任何一个楼层的角落空隙。
至于香港的SOGO。我远远地看见了“SALE”的标牌。
可我仅仅只在门口站了一分钟，就大步走开了，半点也没有迟疑。
在台北吃过道地的鲁肉饭，在北京吃过不伦不类的鲁肉饭，谁还有兴趣继续在香港，再叫一碗鲁肉饭呢？

天星码头不在了。
皇后码头也不在了。
我从未凭吊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。但我在投入两块钱硬币的小轮船费后，我蓦然有了种哀伤的感觉。
该怎么形容这种迷离的哀伤呢？
大概就像是我根本没有喜欢过梅姑，但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，脑子里突然开始浮现她的诸般好处，然后深深地哀伤一样。
就是那么让我无法释怀的哀伤。
转眼忍住眼眶的温热，竟然看到了港人的黑色幽默。
赤裸着，挂在新码头入口处的栏杆上，仿佛在无奈地苦笑。
我于是也苦笑了一下。
决定让人生也学会这种苦中亦能笑的幽默感。

置地广场。
五年前，我曾在这里的大屏幕上，看到政府庆祝香港回归五周年的新闻。
五年后，我又路过这里。身旁的人提醒我，香港回归十周年了。
十年了呵。陈奕迅曾把十年唱得有多么多么苦情。
十年前的我在做什么，我完全不记得。
十年后的我在做什么，我更不会晓得。
到底是时间消磨了我的记忆，还是我的记忆浪费给了时间？
我通通都不清楚。
我只知道，对于这里的印象，除了四个繁体汉字之外，我什么也没在脑海里留下。
记忆是因人而起。没有了值得记住的人，自然也就没了应该记住的回忆。
或许我对香港的冷淡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于是我皱着眉头反问，咦，不是十一周年的么？

我依旧是不喜欢香港。
总觉得在这么一个广东话的世界里，我找不到能够融进去的切口。
话虽如此，在英语的世界里，在日语的世界里，在闽南语的世界里，在北京话的世界里，我都曾融合得很是滋润。
大概还是我懒得去寻找切口的缘故吧。
就像是我总依赖于等待厨师帮我把烧鹅切好了送到面前来，自己从来也没想过到底该如何去切那一整只的鹅。
我的切口，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。
反正桌上早就备好了酱油和辣椒，味道太淡可以自己添料。
可如果不学会自己去寻找切口，可能我下次来到这里，也依旧是一副冷漠的表情。
我不喜欢香港。
也不讨厌香港。
当维多利亚港的灯光穿透了酒店薄薄的窗纱的时候，我坐起来，喝了口水。
然后继续躺下去睡。

人总有许多误解。
有的是来自于别人传递的，有些暧昧的信息。
有些则来自于自己理解的，有些暧昧的信息。
不管是别人传递的，还是自己理解的，总归最后成了暧昧，暧昧地错误着。
所以有时误解也很美好，就像2046室的灯光，就像佳芝手上的粉钻，就像警察223盘算着的罐头，虽然有些危险，但总归流露出让人

值得期待的气息。
因为，这所有的一切，都在暧昧着。
人不能没有暧昧。
所以人不能不去误解。

 

我是学英文的。毕业自不出名的大学，不怎么样的英文专业。
于是就有人误解我英文说的很好。
尽管我一看到老外，从心里到嘴巴，都在发憷。
我在日本念过书。虽然只呆了不到两年，还修着关于中国文化的冷门专业。
于是就有人误解我日本讲的很溜。
尽管我至今看到片假名，都要努力思考上半天，我到底跟它熟不熟。
我承认这种被误解的感觉很好，好到有时让我要飘飘然。
但每到有人求助式地扔给我一篇英文论文，让我帮忙翻译成中文；或者请我把一篇关于医学成果的报告，翻译成日文时。
我就会从飘飘然的世界里，跌回现实。
然后借口上厕所。尿遁。
我不是火影忍者，但是我的忍术比他们都要厉害得多。
火遁。土遁。木遁。水遁。风遁。
都比不上我的尿遁。
说着不雅，但通常都很好用。
除非有不识相的人，拍着我的肩膀，说正好就一起去尿吧！
我就会狠狠地瞪着他。
瞪得他尿不出来。

 
抽空回了一趟老家。看望许久未见的妈妈。以及同样许久未见的爸爸。
妈妈精神还好，只是照例身体弱了点，拿到我带给她的NDS游戏机，玩得很是开心。
爸爸则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。
毕竟在那种条件恶劣的地方，冬天连暖气也没有，我无法想象他怎么过活。
爸爸的心脏出了点问题。我去看望他的时候，他正好被带出来去医院检查。
我悄悄地跟在他们的车后面，等在诊断室的门口，乘他走出门等待检验结果的时候，偷偷跟他说几句话。
这是我两年来，第一次面对面地跟父亲交谈。没有任何东西的阻隔。
也是两年来，父亲第一次握住我的手，将我揽到怀里。
更是两年来，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他眼角的皱纹，摸着他粗糙的胡渣。
父亲，老了。
而我，长大了。
我拿出相机，拜托别人帮我们合一张影。
我曾与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合过影。他们之中，有演员，有歌手，有政界要人，有贩夫走卒。
却没有一个人，能让我在合影时热泪盈眶的。
我的父亲，随即就被带走了。
他驼着背，走下了楼梯。
偶尔转身冲我微微笑笑，做出个后会有期的口型。
我呆坐在医院的板凳上，盯着相机里刚拍好的照片。
泣不成声。

 

从餐厅的饭桌上猛然惊醒，菜还没有上来。
橘黄的灯光披在身上很舒服。不刺眼，也不冰冷得惹人寂寞。
睡得舒服么。小王子问。
不舒服。我揉了揉鼻子。桌上满是消毒液的味道。
吃下午茶有点晚，吃晚饭有点早，那我们现在吃的这算什么呢？小王子看了看时钟，问。
睡午觉有点晚，睡晚觉有点早，那我现在睡的这又算什么呢？我喃喃道。
管他呢，好吃就行了。小王子自暴自弃地说。
管他呢，好睡就行了。我自问自答地说。
然后我打了个呵欠，冲着舒服的灯光点了点头，冲着不舒服的饭桌摇了摇头。
人生也是这般暧昧难明呵。

坐在从北京机场回市区的巴士上，接到妈妈发来的短信。
说前两天一起拍的照片洗出来了。很好。
妈妈依旧很有童心，拍照时总抢着要看拍得她人漂亮不漂亮。拍胖了，不行，重拍。头发乱了，不行，继续重拍。
我一直告诉她，我的妈妈是最美的妈妈。
她开心地笑着，带着点虚荣而满足的表情。以及狐疑和自卑的神色。
她嫁给我爸爸二十八年。但我爸爸二十七年前就不再夸她漂亮。
十七年前，渐渐疏远的亲戚们也都不再夸她漂亮。
七年前，交往太久以至熟到不能再熟的朋友们，都不再夸她漂亮。
两年前，她开始因为爸爸的事情变得有些自闭，常常不出家门，没有任何机会留给别人夸她漂亮。
她只有在我面前，才会鼓起勇气问，我漂亮吗？
带着点白雪公主继母式的骄傲，流露出长久寂寞的凄凉。
漂亮。我用力地点着头。
我漂亮吗？过了半晌，她提心吊胆地又问。
你很漂亮。我再次用力地点着头。
我漂亮吗？一个小时后，她坐在突突突的摩托三轮车上，用口红使劲地涂抹她没有血色的嘴唇。
非常漂亮。我不停地点着头。
不让她看到我眼角的泪光。